从古至今，生活在地球上的各个种族、民族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惠，同时，也用不同的方式改造着世界，缔造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文化与文化之间，自古就有交流，但也屡有冲突。随着交通工具的改善，人类受地域的制约逐渐缩小，尤其是网络时代的到来，“地球村”已成为我们最恰当的表达，这其实也意味着文化的疆界将越来越模糊。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其璀璨的文化、悠久的历史早已成为世界人民的骄傲。所以将中华文化展示在世界人民面前，不仅是炎黄子孙的责任，也是世界人民的需要。
中国文化不仅需要国人，也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去努力传播。仿照现代营销学的观点，“地方化”的策略更有利于产品及企业营销，文化交流当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我国老一代的翻译家，我们不可能读到《基督山伯爵》、《战争与和平》等世界名著，而反过来，有人总结鲁迅先生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原因就是西方人没有或没有很好的将其著作翻译并介绍过去，想来不无道理。所以，一个“蓝眼睛”把自己眼中的中国文化说给其他的“蓝眼睛”，应该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幸事。实际上，古往今来，已产生了很多可爱的“蓝眼睛”，像马可·波罗、利马窦、李约瑟等。
在《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2月版）一书中，又出现了一位文化交流的大使——美国达慕斯大学的艾兰教授。作者从西方人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古代的图腾、夏朝、青铜器、太公望以及中国哲学思想中的水等问题均作了自己独到的阐述，堪称一部优秀的汉学著作。作者承认对中国的思想史更感兴趣，他认为历史是延续性的，虽然思想观念变化不一，但它们又都是来自某些过去的思想观念。因而，本书更加注重梳理历史、传说和神话的关系及辨别其真伪性。作者注意到，汉前文献中神话稀少，产生这种情况，有一种解释说，战国的诸子是怀疑论者，他们认为那些有关过去的故事在本质上是真实的，于是就删去了许多超自然的叙述。这样，通过删除那些他们认为不能令人相信的东西，就使得这段时期的神话像历史一样真实了。与我们通常认为西方学者重观察、重实验数据有所不同，作者的这种研究方式别出心裁，这也许就是其从孔圣人那里学来的“因材施教”吧。当然，其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还是相当有益的。正如作者的导师布德伯格教授所言，“虽然我们是外国人，不可能像中国学者在那种传统的熏陶下知识渊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有所贡献。这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方法和理路对各种研究材料来说是新的，也有别于那些研究同一材料的学者。”事实上，正是如此，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就是这个道理。
研究的进步惟有在尝试新的思想，不断地出错中始可获得。中西学者互相补益，则中华文化昌盛世界的日子将会重新来到。
 |
